
驿站系统是蒙古帝国维系不坠的关键之一。驿站系统和“箭一般的传令兵”使蒙古军团实施闪电战成为可能。在蒙古人经营驿站系统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快递服务可以跟它相提并论,而在蒙古结束独霸局面后,漫长时间内世人依旧望尘莫及。
清代是期沿袭保留有蒙古地方驿站。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为抵御沙俄殖民势力南侵、准备雅克萨反击战而设置了临时官设驿站。而后基于对准噶尔战争的需要,于康熙三十年(1692年),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与蒙古各盟、旗札萨克会商,决定在蒙古至北京五路贡道沿途设置固定驿站,时称“口外五路驿站”。此五路均以内蒙古各盟旗至北京所经长城关隘命名。敖汉是喜峰口贡道范围之内。喜峰口驿站是从北京华驿开始,经遵化到喜峰口、再经内蒙古东三盟十二旗,到达终点扎赉特哈岱罕站,其间过卓索图盟,全长2000余里。
当时的敖汉是喜峰口驿站所必经之地。喜峰口驿站路经卓盟托克图站进入建平站至泊尔克驿站(今辽宁二十家子古惠州址,据张穆《蒙古游牧》记 载,清代这里属敖汉辖区)而后途经扎赛营子、乃林高勒而东,大体在库伦布花春一带设有一站,并设存粮食储备仓,现称为“西仓”和“后仓”(在内蒙古敖汉旗新惠镇公爷府村附近)。

驿道沿白塔子河而东进入今南塔乡境,在一名叫察罕郭尔村(意为黄羊地)的地方设驿站。北行到今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设一大站为洪郭图站,同时还设有较大储备粮食仓,名仓根阿玛即今藏粮窖村(在玛尼罕乡境内)。当时守仓驿丁的后人突门乌力吉(今哈沙吐王姓先人)于民国六年(1917年)因洪灾而从藏粮窖逃荒到王子庙而后移居哈沙吐,繁衍生息到今已是当地较大的户族了。
驿路出洪郭图至哈沙吐站,此站是随时应调用马而设置的马场站、所以以围栏命之。又东北行(中间是否有站不详)至锡喇诺尔站(今长胜镇沙敖)是设在敖汉境内最后一站,再东则进入奈曼旗朱尔哈带站。
清康熙帝东巡过“锡喇诺尔”到奈曼这一地带时曾谕曰:“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奈曼田土甚嘉……且敖汉、奈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由此可见当时这一段驿道所经的地貌特征及其生产生活方式。
除这些主要站外还设有一些分站,诸如三十家子站,乾隆皇帝东巡时曾经引站到老哈河观赏“响水”。而乾隆第二次东巡进入敖汉后经察罕郭尔村,过贝子府取道辽宁之三道梁进入土默特左翼而东去盛京。
清代实施驿政的同时、沿袭元代马政,在蒙古水草丰美的地方设置官马场。放牧着国家战备和驿路通信等所需的备用马匹。据有关资料载:整个察哈尔马场四至大体范围是:东邻科尔沁左翼前旗(彰武),西界镶红旗察哈尔,南抵边墙,北与察哈尔正蓝旗、正红旗接壤。各马场之间严格划分四至八到……。敖汉地区也在这一范围之内,沿驿道有泊尔克马场(原敖汉之惠州区域)和哈沙吐马场,是当时驿站用马及国家军需用马的非常重要的养马基地。
驿道沿途的储粮官仓,主要是为战备而设,而后大多转作对蒙古地方的赈灾之用。原先当蒙古地方遭灾饥饿之时,清廷由长城各隘口发放赈粮,由各盟、旗札萨克就近领取。如康熙二十六年(1689年)关内外大旱、康熙帝亲临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视察灾情。上(康熙)谕曰:“……联自春至今缘自旱灾,无日不殷忧轸念,而口外尤为可虑。出口阅视、更不堪寓目。方令比户即以山核桃做粥而食,若时迎冬春,何以存活,且闻诸蒙古所在亦然。如此旱情躬亲目击、忧悯不能自止。前以口上积粮,特为蒙古计,今蒙古牲畜稍可补救。若不预给粮米,则牲畜赢瘦,至于极穷困之时,即再议给赈。今择贤能官员分遣诸处,察其实不能存活,极其困穷者,一面令带人夫车辆骆驼而来,何旗与何口相近、即以就近口上所收粮食量给之。”敖汉由喜峰口领取。因路途遥远,在交通不便的当时领取这部赈粮也是极其艰难的。
据老人们讲,清末最后一次放赈的粮食就是动用公爷府附近后仓的储备粮。据说灾民每人五斗粮,并发给灾民每人5尺布。
总之,敖汉地区也是清廷在塞外实施驿政、广设驿站的地方。其作用在巩固边疆地区防务的同时,也使敖汉通往京师及东北各地区的交通得以便捷。因此对敖汉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建设和繁荣起到过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然而随着清晚期驿站的败坏和废弃,敖汉驿站也同清朝的兴衰相始终。
直到今天,我们在蒙古高原,仍旧可以见到当年蒙古帝国遗留的驿站遗址,在漫漫荒草间,述说着当年的奇迹。驿站是铁路兴起以前最有效的交通系统。从黄海到黑海,长达五千英里,蒙古人设置了一连串的驿站,绵延亚洲大陆,每个驿站都备有当地饲养的上等好马,供持有大汗路牌的旅行者更换马匹,有的驿站提供向寺、住宿;除了马匹之外,每个驿站还有驿长、马夫、供水设备、补给站及足以养活大量备马的草地。
今天,只能从那荒草废墟中去追寻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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